阿明曾有个安稳的小家庭：妻子温柔贤惠，女儿刚上幼儿园，他开的小汽修店生意红火，日子过得踏实又热闹。可三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彻底碾碎了这份平静。那天他维修时被重物砸伤腿，术后伤口疼得彻夜难眠。朋友“强子”来探望，偷偷塞给他一小包白色粉末：“这个止痛比药管用多了。”
起初阿明还有些犹豫，可剧痛实在熬不过，试着用了一次。那瞬间的“轻松”让他着了迷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从粉末到针管，他像变了个人：汽修店关了门，积蓄挥霍一空，妻子哭着带女儿回了娘家，父母气得与他断绝关系。“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找‘货’，根本不管家人的感受，现在想起来，真不是人。”阿明攥着衣角，声音里裹着化不开的悔恨。
毒品把他的人生拖进了深渊。后来他因吸毒被警方抓获，送进了强制戒毒所。高墙内的日子里，他常枯坐在窗边，望着被铁窗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。直到这时，被毒品吞噬的过往才涌上来：红火的汽修店、家人失望的眼神、朋友渐远的背影。他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，是自己亲手毁了一切——指尖残留的烟味、毒品的幻惑，都成了扎在心上的刺。
强制戒毒期满那天，禁毒社工和民警一同来接他出所。与想象中可能的抗拒或慌乱不同，阿明异常平静，全程沉默地跟着走，无论是配合登记信息，还是在相关文件上签字，他都顺从地照做，仿佛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，只是机械地完成流程。
几天后，社工敲响他出租屋的门。门轴“吱呀”作响，一股混杂着潮湿霉味与变质杂物的酸腐气息扑面而来，社工下意识屏住呼吸。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，废弃纸箱摞得快抵天花板，空瓶、旧衣、外卖盒堆成小山，只留一条容人落脚的窄道。昏暗光线穿过蒙尘窗户，在杂物上投下斑驳阴影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社工没露丝毫异样，拨开脚边的空瓶，在对面那张褪色掉皮的旧木椅坐下，刻意放柔语调：“阿明你好，我是你的帮教社工，接下来负责跟进你的社区康复。今天就是随便聊聊，不用有压力。”
阿明垂着头，指尖无意识抠着裤缝，沉默地站着。见他没关门驱赶，社工又轻声提起：“听老街坊说，你以前在大排档旁开汽修店，手艺特别好，外地司机都绕路找你修故障车，是真的吗？”
这句话像石子投进死水。阿明猛地抬头，眼神满是错愕——吸毒败光家业后，整整三年没人提过“汽修店”“手艺好”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重新垂下的眼帘里，悄悄泛了水光。
从那以后，社工会定期来。有时拎着米油和当季蔬菜，有时带本翻旧的汽车维修杂志；有时陪他在门前晒太阳，听他断断续续讲年轻时修过的疑难故障车、曾经热闹的生意；有时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帮他捆空瓶、叠纸箱。
慢慢的，阿明不再总低着头沉默。社工来时，他会主动挪开挡路的杂物；聊到兴起，会比划着说当年怎么用简易工具修好进口车发动机；甚至有一天，社工刚到楼下，就看见他正往垃圾桶搬满屋子垃圾——阳光照在他汗湿的额头，透出几分久违的鲜活。
可戒毒从不是易事，每一次毒瘾袭来，都是与心魔的恶战。那天，毒瘾又犯了，阿明第一反应是翻旧友联系方式。手指悬在通讯录上，社工的叮嘱突然响在耳边：“成瘾是病，忍过去就是新生，别让冲动毁了之前的努力。”
他猛地攥紧手机，指尖泛白，最终拨通了社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没有责备，只有耐心倾听，社工从成瘾的生理机制讲到未来的可能，语气温和却有力量。聊了近一个小时，阿明心中的焦躁渐渐平息，毒瘾也淡了下去。挂电话时他长舒一口气，又一次守住了底线。“那时候真想放弃，是社工拽了我一把。”阿明说，那之后，他再也没动过复吸的念头。
社工还帮他联系了社区技能培训课，让他重新捡起汽修手艺。“现在能靠自己赚钱，再也不用过见不得光的日子了。”
解决了生计，社工又帮他修复家庭关系。先找到阿明的父母，讲他的改变：“阿明每天去培训，还主动打扫房间，是真的想变好。”老两口起初不愿原谅，可看着社工带来的照片——阿明穿着干净衣服，笑容腼腆，心终究软了。
社工又联系了阿明的妻子，带着他去见她。见面时，阿明紧张得手心冒汗，刚说“对不起”就红了眼眶。妻子看着他消瘦却精神的样子，想起女儿总问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”，终于松口：“你要是真能改好，就先试试，为了孩子。”
现在，阿明每周能去看女儿，陪她玩积木、讲故事。女儿抱着他脖子喊“爸爸”的声音，成了他最大的动力。上个月，在社区帮助下，他重新开了家小汽修店，生意慢慢有了起色。
“没有社工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浑浑噩噩。”阿明看着店里来来往往的客人，露出久违的笑，“社工不是只会说教，是真的帮你站起来，让你觉得生活还有希望。”
夕阳余晖漫过街角，把汽修店的铁皮屋顶染成暖橙色。最后一抹霞光隐去，店里的灯次第亮起，暖光透过玻璃窗，轻轻铺满门前的路。
这条“重生之路”，阿明走得格外艰难。曾因糊涂跌入低谷，是社工一次次上门、帮他对接培训、申请帮扶；是家人从未放弃的等待，让他重拾勇气。如今握着熟悉的扳手，看着灯光下自己的影子，阿明眼神坚定：身后有支撑，前方有期盼，未来的日子，定能在机油与汗水里，拼出无限可能。
青浦工作站华新社工点 杨冬兰 供稿
